观点丨科学合理配置科研经费（合理使用科研经费）
8月23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陈晔华摄
工作人员在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查看混合磁体装置 刘军喜摄
科研人员在灵长类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调试实验设备 曹发华摄
纯基础研究如人类对天文、宇宙方面的认知，很多源自兴趣导向，研究成果难以准确预期。对于前沿科学探索，科学家经常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能需要30到50年时间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应用基础研究通常是目标导向研究，其成熟标志是产生核心高技术，如研制出顶尖水平的芯片以及飞机发动机材料，这类研究很多也需要10到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期。
长时间的学术积累需要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自《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颁布以来，我国科技投入持续以两位数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科技投入国，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7500亿元，推动了科技领域的整体发展。基础研究经费亦快速增长，2017年达到920亿元，比上年增长11.8%。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持续加大对重大原始创新和交叉学科的支持力度。
同时，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原司长张先恩也指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R&D)总经费之比多年徘徊在5%左右，2017年为5.3%，仅比上年提升0.1个百分点，远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大约15%的平均水平。
具体来看，R&D活动分为三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出显著低于试验发展，基础研究支出也明显低于应用研究。
有受访专家指出，受限于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及体制机制等因素，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与科技强国相比还很弱，跟踪式研究多，领跑、原创的研究少，导致一些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封锁，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稳定经费支持
今年1月25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以封面文章在线发布了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成果，这是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突破。
“我们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建设每年有300万元的所长基金支持，2009年以来，共获得神经所近3000万元的稳定经费支持。我们还拿到了中科院‘脑科学重大突破项目’‘脑功能联结图谱与类脑智能研究项目’支持。”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强表示，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是取得重大科研突破的保障。
孙强所说的“脑科学重大突破项目”来自于中科院部署的前沿科学重点研究计划。“中科院希望通过前沿科学计划的实施，为老、中、青三代拔尖科学家提供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使他们坐得住冷板凳，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冲击国际一流的重大科学问题，产出更多国际领先水平的重大原创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局长高鸿钧告诉记者。
从2016年开始，该计划已经支持了近600位拔尖科学家的创新研究工作。2017年新增的7名院士、15名“杰青”和29名“优青”均获得了该计划的支持，促进了一批高水平人才成长，并在原创科学成果产出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如破解类星体宽线区之谜、高效选择性加氢反应获重大突破、阐明寨卡病毒致病机制、发现纳米结构金属材料的疲劳与断裂机理等。
但是因为经费制约，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巩馥洲遇到的问题也极具代表性。“数学院曾希望从国外引进一名研究人员，但对方问5年之后的待遇怎么保证，我们没法给他保证。数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基本不靠实验仪器，他在国外能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可以安心研究。”
“剑桥大学数学研究中心与牛津大学安德鲁-怀尔斯数学研究所等世界一流数学研究机构每年的经费都是由国家相关部门或所在大学足额拨付，而且一般还会按当地生活水平的增幅或GDP增长速度每年上调科研经费。”巩馥洲说，与其对比，国内院所最大的差别，就是研究人员的资源配置无法保证。“我作为一个副院长都不知道5年后国家对数学院的资助水平会怎么样。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能不能保证前沿的学术地位大家也不知道。”
此外，在巩馥洲看来，基础研究经费中很大比例实际上是“人头费”，但国内科研经费设置上并没有这一项。有科研人员反映，相比国外的“重人轻物”，我国更“重物轻人”，看重买了多少实验设备，而不是在科研人员身上“投资”。
还有专家指出，现行政策对科研经费的规范使用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如目前科研中需要多少只老鼠、每只多少钱都要有预算，还要专家评估，资金的使用方式也需要严格审核等等，影响了经费使用的效率。
科学配置科研经费
科技界呼吁建立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让大批优秀的年轻人自由探索，增强其工作主动性。对创新或前沿突破性研究的失败应采取更宽容的态度，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科研人员稳定的经费支持。今年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提出，“希望在国家级的科研院所中，增加稳定经费投入的比例，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地做科研。”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国家财政经费支持方面，国内仍然延续竞争性为主的支持模式。以资助基础研究为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接收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等等，这些项目都是以竞争性为主。即便已获得国家财政高额稳定支持的团队、基地或机构，也允许去申请竞争性经费，有的科研人员能同时申请到多项资金支持，而有的科研人员很难拿到基金。
基础研究领域广阔、项目众多，遵循科学规律、加强分类管理是提高科研经费资助效能的必然要求。张先恩建议，采用国际上成熟的经验，根据不同性质的创新单元，采取不同的支持模式，而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分工合作对理顺科研秩序、提升科研效率十分必要。
高校方面，人才众多、研究生生源丰富、创新活跃，适合自由探索研究，可以主要通过竞争性渠道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机制来支持。这在国际上也是惯例，例如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获得资助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其通过竞争性的科研项目对各大学进行资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的预算，其中70%以上的经费对全社会招标，大学老师可以通过申请竞争性的项目获得这部分经费。
科研机构方面，按照国际惯例，国家科研机构定位于战略性和长期性定向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适合预算性支持，且不宜再申请竞争性经费，但应用型研究机构除外。以德国四大研究机构为例，马普学会具有科学研究性质（类似于中科院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研究所），其资金来源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支持。亥姆霍兹协会建设有科研大平台（类似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国家天文台等），其大部分经费由国家财政拨付。弗朗霍夫研究院主要研究工业技术，莱布尼茨协会主要做产业化技术（类似于中科院自动化所等），其经费的40%～50%来自工业界支持。
合理的分类支持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创新体系各创新单元的效能。如正在实施的国家科研机构改革，分为一、二类事业单位，一类科研单位国家全额拨款稳定支持，与德国马普学会类似；二类科研单位与产业接轨，由国家财政部分拨款支持。“但拨款应该按现有的实际支出水平来衡量。”张先恩说。
“‘选对人、给足钱、不干涉’，这是基础研究投入的理想状态，但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认为，在有限的科研经费条件下对基础研究进行稳定支持，应稳定支持一些重点实验室等。对科研人员的稳定支持，就要通过同行评议遴选出一部分科研人员，对这部分科研人员进行长期的、大力度的支持。
杨卫主张，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要实施差异化的资助。对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要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敏感，扩大自主选题空间，鼓励自由探索；对于体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基础研究，需引导科学家在关系国家发展命脉的战略必争领域攻坚克难。
中科院化学所所长张德清也强调，既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特别是在平台基地、人员队伍建设等方面予以稳定支持，也要加强基础研究相关科研设备的研制能力建设，加强相关的项目部署。
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
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一定离不开基础研究的积累和创造性的贡献。近年来，科技界一直呼吁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公共财政支出是基础研究经费来源的主渠道。有受访专家认为，我国公共财政资金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尚有提升空间，应继续加强公共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对于满足区域或行业发展特殊需求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要发挥‘育种’作用，加强与地方政府、产业部门的协作。”杨卫认为，除进一步加强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外，还要引导鼓励地方政府支持基础研究。
例如广东省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建设的中国首台散裂中子源日前通过验收，投入正式运行，其中国家投入18.6亿元，广东省配套5亿元。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源及应用领域的空白，为我国物质科学、生命科学、资源环境、新能源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提供强有力的研究手段。
“政府一方面要尽可能强化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还要继续推进落实与企业发展有关的创新驱动政策。”张先恩强调说。
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离不开企业创新，更离不开基础研究，要鼓励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鼓励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展与行业发展相关的基础研究，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新技术发展要靠基础研究做支撑，不做基础研究，直接做应用性研究，相当于从第二层开始盖房子，把别人的东西作为第一层，地基不稳可能盖到5层就盖不上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向涛形容道。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中科曙光总裁历军表示，曙光2017年研发投入近4.3亿元，正在先进计算方面加强研发，为经济、教育、海洋、气象等多领域提供强大的计算服务。“只有持续加大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才能够奠定技术领先优势。”历军建议，政府可通过政策杠杆，引导企业实质性加强原始性创新研究，以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